好的产品应该让用户成为更好的自己

据悉，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的月活用户已经达到了20亿，用户每天观看视频的时间超过了10亿小时。这其中，强大的推荐算法功不可没，用户浏览观看的视频中，有70%是由平台推荐的。

这份看上去很“喜人”的成绩单，却遭到美国一些研究者的质疑。他们质疑的对象并不是数据的真实性，而是其中的价值属性。尽管借由推荐算法，YouTube确实获得了很高的流量，还有伴随而来的高额广告收益。与此同时，这个平台也沦为了各种假消息、极端主义和阴谋论传播的帮凶。

这样的情形，值得我们再次反思技术、产品和用户之间的关系。

当下，产品开发领域最为流行的论调，或许就是好产品一定要契合用户的本性，最好是能够对用户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，将其“粘住”，好让产品能够尽可能多地分得“国民时间总值”中的一杯羹。国民的时间代表了两种获益可能性，一种是随机购买，一种是能够转换成广告收益的流量。

移动互联网兴起后，各种互联网产品都开始利用推荐算法来增加自己的产品引力，以期和用户建立持久而稳固的关系。

“猜你喜欢”已然成为了各种APP的必备环节，这种猜测很多时候对于用户而言都是有益的。比如，一个购物APP，根据用户的购物习惯，可以通过算法推荐一些符合用户调性和品位，但是用户尚未想到的产品，这样能够丰富用户个人的体验和认知，是一种正向的助力。

还有一些音乐APP或者书籍APP，通过用户习惯推荐一些符合其个人喜好的音乐和书籍，节省了用户的搜索时间，也是一种有益的推送。

还有一些产品与推荐算法的结合，产生的作用则并不全是向好的。诸如YouTube这样提供内容的产品，就不能一味地跟随用户的喜好去推荐东西，而更应该强化那些好的、正向的行为，同时抑制那些负面的内容和倾向。

之前，对待互联网产品时，大家一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游戏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一些能够影响认知的产品对于用户产生的副作用可能会更大。类似游戏、搞笑视频这样的娱乐型产品，更多是浪费了用户的时间，起码不会对用这些产品之外的人产生坏处。但是那些能够影响认知的产品，却可能彻底改造用户的思考方式，进而形成极端偏激的思想，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。

类似YouTube这样的，以用户喜好来推荐相关内容的产品，对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影响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负面效应。

首先，纵观市面上的这些主打推荐算法的内容产品，大多都很难保证内容质量，内容哪怕不是虚假的，也是浅薄的。这样的产品当然契合了人偷懒的本性，标题博眼球，内容粗浅，逻辑简单，让一个人不用费力就能看完，这样的内容自然是越看越爽。用户看得越多，平台就推荐的越多，这样，这个人如同吸食了一种精神鸦片，在体验浅薄内容带来的爽感的同时，他的心灵和思维的健康也被逐渐削弱。

其次，为了获取流量，内容产品与那些带有强烈情绪性的偏激内容或者阴谋论这样的东西，形成了一种很暧昧的关系。因为这样的内容要么是能够直接刺激某些人的情绪，要么是宣称一些话题性事件有了全新的进展，都是很好的流量磁石。

利用这种手段获取流量的同时，也无形中吸引甚至造就了一大批极端主义者，并且通过算法让他们相互匹配，一方面他们会自发形成一个自绝于外界的小世界，认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；另一方面，通过不断吸收自己“心仪”的内容，这些人的偏激思想会被不断强化。

现在全球各处上演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明星的极端粉丝事件，就是这一影响的最好印证。
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的社会化过程，是一个逐渐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过程。但是这样的过程是不舒服的，意识到世界不是围绕自己转的，要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是错误的。这种否定自我的过程，本身就很痛苦。此外，如果要变得更好，我们还需要付出努力去学习新的东西，不断打破旧的认知，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很多的辛苦和打击，才能逐渐锻造出一个崭新的自我。

尽管辛苦，崭新的自我对个体本身和社会都是有益的。让理智战胜情绪，能够摆脱很多无畏的痛苦。同时个体的理智和包容，也能减少社会的对立与冲突。长期来看，这样的互动是最为健康的。

而那些一心盯着流量的内容推荐产品，则是一种反作用力，通过契合人性的方式，让个体始终待在舒适区，并且强化自己的错误认知，排斥各种与自己相异的观点。让各种浅薄且自以为是的噪音充斥于互联网，淹没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、值得一听的声音，也杜绝了探究、辩论这样的有益行为，只剩下各种形式的情绪宣泄。

面对社会的质疑，YouTube也不断声明他们做了相应的算法调整，并且删除了很多虚假内容。但是据一些学者的跟踪调查，发现结果并不好，很多内容被删后，常常是换个马甲就又上岸了。

有研究者认为，平台方事实上能够根除那些不好的信息，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技术问题，而是政策导向问题。当产品方说“不行”的时候，常常是他们“不愿意”。

的确，依靠产品方自身的改进往往很不可靠，因为产品方本身是利益驱动的。他们所谓的努力，很多时候并不体现在改进内容质量或者算法推荐上，而是想着如何在舆论指责和利润之间找到平衡。所以，要让一些产品实现切实的改进，舆论监督和监管机构的参与也很必要。

腾讯提出的“科技向善”对互联产品而言，是一种难得的自我提醒和约束。任何产品，都不应该完全被利益绑架而去助益人性的恶，这样尽管能够获得短期收益，但是会损害产品赖以生存的基础——一个稳定、包容和理性的社会。

周濂老师的《打开》一书中有过这方面的提醒。其中提到，亚里士多德曾说：“在所有事情上，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。因为对于快乐，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。”

相比于战胜痛苦，战胜快乐往往更难，因为快乐更容易让人沉溺其中。美国教育家尼尔·波兹曼（Neil Postman）说：“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，一种是奥威尔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个监狱，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。”

不同于奥威尔式的警告——专制带来思想毁灭，赫胥黎则警告我们：“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，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”。正因为赫胥黎所预言的世界更难以辨认，也就更值得我们警惕。

落实到产品与人的关系层面，在衡量一款产品是不是好产品时，我们不能光看它的赚钱能力，更要看到其它方面的价值。好的产品不应该是那些只想着如何顺从人性的产品，更应该是那些能够让用户遇见更好的自己的产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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